《盼着》
作者 荣凡诗
内容提要
鲁西南某农村,一位百岁老人,通过老物件、亲历事,诉说了一个个悲喜故事。
这部家族式纪实小说,用真挚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凡人琐事,亲切自然,细腻深沉,散发着浓厚的情感魅力,值得阅读。
谨以此书,
献给哺育了我且使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黄土地;
献给一生辛勤劳作且已长眠九泉之下的双亲;
献给我尊重的长辈、同辈和忠孝双全的后人。
第三章 一头老牛
田园度夕阳,力尽肉皮伤。
笃务犁车苦,劬劳五谷香。
——五言绝句《赞老牛》
那年(1935年)9月的一天早上,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金色的光带辉耀着天空的云彩。我挑着豆腐担儿,迎着瑰丽的霞光,到东村卖豆腐。按着约定,每隔两天,我到学校送一次豆腐。学校位于东村南边,厨房位于校舍西侧。送豆腐时,正巧是早饭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面孔:约莫他二十出头,高高的个子,身体稍瘦,却匀称结实,两眼黑而有神,足显他是位坚毅而有主张的人。我倒腾豆腐时,便悄悄地问汪姓厨师:“又来了位新老师?”“是呀,他叫元子宇,是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育人有方的好老师。”
“噢!”我应声举起了大拇指。
后来,我慢慢地与元老师熟悉了。见了面,他都主动热情地打招呼。老师如此平易近人,使我很受感动。俺庄上的“三兄弟”:老大渠敬富,上六年级;老二渠敬钦,上五年级;老三渠敬智,刚上一年级。老大、老二,都是元老师教他们语文。
据敬富讲:“元老师格守职责,兢兢业业钻研业务,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讲课时拉故事、打比方、说古论今,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大家爱听他讲课,听久了,上瘾!”
有一天,多做了个豆腐,等游乡卖完,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光辉四射地升腾起来了。那皎洁的月光,像水银样的光泽,泻向村庄、原野,整个大地被罩上了一层银光。我挑着担子进村,碰到老大、老二出村,便随口一问:“黑价(黑夜)还上课啊?”
“听元老师讲故事哩!”老大随口一说。在以后,他们晚上去学校越来越勤,参加听“故事”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天,老大敬富到我家买豆腐,俺便好奇地问:“元老师都给你们讲什么故事啊?”他小声地答:“现在我们这里有共产党了,要闹革命,南边有些地方闹得很厉害啦!”“噢,是吗!”
转眼到了十月里,我照例去给学校送豆腐,偶然看到饭堂东墙上有一面红旗,上面还绘有镰刀、锤头的图像。红旗下有元老师和汪厨师等六个人,他们右手举着握紧的拳头,嘴里铮铮有声地宣誓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元老师的到来,在东村小学泛起了层层涟漪。他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唤醒了许多平时只知道埋头读书的学生,使他们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还到王庄、蒋庄等附近村,同贫苦农民促膝交谈,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通过深入地工作,在他周围很快形成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和近百名团员,并在学校建立了我们县第一个党支部。
入冬,老大敬富带领附近村上的进步青年,在村西南他家一块空旷的地里,挖了长有四五丈、宽有两三丈、约有一人深的大坑,四周打了三尺高厚厚的土墙,架上了梁檀椽,铺上了高粱秸、谷秸,埋上了尺多厚的土,搭了一个半地下的地窨子。我卖豆腐经常路过,开始不知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后来,听到他们吱吱呀呀、扑扑腾腾的声音,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拉架子(练武功)呢!
有一天傍黑,我看见元老师进去了,好大一会子没有出来。他们这些人,悄悄打制了大刀、长矛,还请打野兔的渠大爷指教,赶制了土枪。有一次,我碰到老二从村里出来,走向地窨子,迎头便说:“你们又开始练武吗?”“嗯,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这样,元老师忙不迭地领着这些青年学生和农民积极分子,学习、练武、宣传发动群众等,使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在广大群众中扎了根。在以东村为中心的方圆七八里范围内,十多个村庄里,相继秘密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展开了抗捐、抗租、抗高利贷的斗争。
我早就听说了,那时“山东王”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下令不抵抗日军,在相持之中弃城而逃,从而日本鬼子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山东。为打通济宁至开封一线,日军集结了一万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侵犯郓城这重要之地。国军一部,在城南八里河,迎头痛击日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损失严重,死伤一千多人,振奋了广大爱国军民的抗日救国决心。
到了年末(1938年),日军侵占郓城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向老百姓催粮、要款、抢劫,欺辱妇女。一天,鬼子兵窜到北面的李庄,闻讯后人们纷纷四散奔逃、想法躲避。有一个老头,不慎被鬼子看见,“叭”的一枪,便将老人打死了。抓住了五个年轻人,骂他们“八嘎呀路”,然后用铁丝从掌心穿透,衣服扒光,串在一起取乐,最后枪杀致死。
日军烧杀掠夺一番后,还无所不用其极地找女人。在四散逃离的人群中,有些女子用泥土糊在脸上,想法子扮丑,希望能逃过日本人的欺辱,即便是这样,年轻的女子成功逃脱的可能性还是很小。
那天,李庄就被抓走了七名女人,带着抢的粮食、牲畜,回据点去了。被抓走的女人中,有我仁兄弟(结拜兄弟)的侄女,被强奸蹂躏后,成为魔道(神经病)。我们想办法解救出来后,他侄女连叔叔都不认识了。日伪军不间断地扫荡,人民不得安宁,百姓恨之入骨,期盼着八路军来啊!
临近春节,乡亲们过年大多买些豆腐。我家每天比平常多做两个豆腐,忙得不可开交。我看见二侄子敬钦来了,便问:“放假啦!”“是啊,叔。我来帮帮忙吧!”“那太好啦!”说着,他就和我一起磨起了豆浆。俺好奇地问他:“怎么不见你大哥呀!”“他,出去啦!”“噢?”
后来,敬钦时不时地来帮忙。过年(1939年)后,3月里的一天,我问敬钦:“那元老师又给你们讲什么啦?”
“讲啦!他说:‘八路军一一五师师机关带六八六团,进入了我们郓城县境,在樊坝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据点是全县最大的一个,由伪县长刘本功的弟弟刘本胜伪团长率其主力驻守。它北通范县、寿张,地势开阔,可攻可守,便于机动回旋。既是驻郓城日伪军向北侵犯的跳板,又是城北的一道防线,其位置极其重要。
据侦察,据点内约有五百多人,有小炮一门、机枪十三挺和步枪四百多支。构筑有围墙一道,壕沟二条,围墙四角都修有炮楼,警戒森严。杨勇团长战前对六八六团官兵作了动员,干部战士情绪激昂,按照战斗部署,在元宵之夜,悄悄进入战斗位置,敌人仍处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
战斗打响后,官兵们发起冲击,一番猛烈地手榴弹攻势,一阵响亮的爆炸声,敌人还以为是烟花炮响,懵然无知呢!一部伪军未能还击,便被歼灭了。八路军官兵乘胜勇猛冲杀,冲破一道道防线,打掉一个个炮楼,向伪团部进攻。伪团长刘本胜听到一阵枪声,还认为是谁家在放鞭炮呢,便稀里糊涂地被活捉了。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爬上城墙,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第二天刚蒙蒙亮,攻破敌团部,战斗结束。此战斗毙伤伪军二百多人,俘虏官兵近三百人,缴获了一大批军事装备,解救了被抓去的农会干部和妇女。”我听后激动地说:“八路军一来,打击了日伪军嚣张气焰,多么振奋人心啊!”
八九月里,忽有一天,二侄子敬钦来给我说:“‘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骑兵连、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等部队,在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指挥下,于梁山西南独山庄一带,经过几个多小时的激战,将经汶上县城出犯的日军第三十二师团步兵、炮兵各一部和伪军共四百余人围攻,歼灭了敌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营长)以下三百多人,其中打得日本天皇的侄子剖腹自杀,还俘虏了二十四个日本鬼子呢。并缴获炮三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长(短)枪一百五十余支、战马五十匹,创造了八路军部队在敌我兵力相当,而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老师讲的这些战斗故事,我听得心潮澎湃,心心念念地想去当八路军。”我赞扬道:“你去当八路军,那好啊!”
八路军一个个胜利的捷报,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鲁西南大地,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为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批批的青壮年群情高昂,勇跃参军,奔向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亡的前线,参加了对敌斗争,献身于革命事业。
元子宇老师是中国共产党员,是党基层组织负责人。到东村小学任教,目的是开展党的工作。后来的他,任地委民运部长,在曹县与日伪军进行殊死斗争。
村上“三兄弟”:老大敬富悄无声息地参加了县大队,因他思想进步、意志坚定,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很快升为区长,带领群众闹革命。那时候老人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旧思想影响,爷爷不乐意让老二敬钦参军。可他在天不亮的时候,怀揣了三个窝窝头,悄悄地离开了家,参军到了杨勇领导下的六八六团骑兵连。你还别说,他修长、魁梧的身材,真是骑马那块料儿。
有一次,我卖豆腐游远乡,遇上八路军一个快速行进的马队。一人骑着高头大马,压抑着嗓子低声喊“福昌叔、福昌叔!”我双眼怔怔地望去,用粗哑的声音回答到:“敬钦啊,是我呀!”他斜背着枪,左手牵着马缰绳,右手拿着马鞭,点头向我示意告别。他似乎落伍了,便举起马鞭,策马疾驰而去。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二敬钦骑马威武、潇洒、帅气的模样,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三敬智,年龄尚小,参加了儿童团,参与抗日自救活动,因为聪明灵敏、机智勇敢,很快成了儿童团长,带着三十多个小伙伴协助民兵站岗放哨,有时还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黄河水流经中游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奋流而下,所以俺这里人说得玄乎:“一桶河水,半桶泥沙。”泥沙淤积在下游,致使河床日渐升高,高出地面一两丈,黄河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河”。所以,河床很不稳定,主流经常变道,遇到大洪水,极易决口。由此,黄河像一条巨龙,尾部(郑州以下黄河主流迁徙不定)不断地摆动,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境内)决口改道,行经今天的河道,流入渤海。黄河来时,洪水呼啸,浪淘黄土,大片的土地,无数的村庄,瞬间掉入河中,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我们三睦村有两户独姓独门的人家,就是因为其村掉进黄河里,无奈投亲来安家的。
夏占木兄弟就是其中一户独姓人家。黄河水冲走了他们的家院,幸好一家人跑出来了。他们此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人无立足之地,一家人陷入困境,生存都成了问题,到了绝望的境地。无奈之时,我们家收留了他们。先是在我家房前,帮助他家盖了两间堂屋,一间厨房,解决了安身之处,他们重新找到家的感觉。后又匀给他家一亩地种着,收的粮食解决大半年吃饭的问题。秋后闲散了,我们一起做点小生意,挣个零花钱,添补家用。就这样,他们家总算能生活下去了。
那一年(1942年),八路军的大领导(刘少奇)路经俺们这里,给党的领导干部和部队首长开会,强调在根据地发展群众武装和减租减息的事,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革命的烈火在鲁西南大地上熊熊燃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争取受日伪军欺骗蒙蔽的群众,严厉惩处汉奸、叛徒。在这解放区,广大农村建立的农救会,领导群众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一时间,我们村就行动起来,人们敲锣打鼓,又欢送走十七名青年参加革命队伍。
秋后,我们村成立了农救会,选举文兴国当了会长,继银叔还当了委员哩。在农救会成员带动鼓励下,群众情绪高涨,根据上级的指令,热火朝天地忙碌了起来,不仅减少了向大户人家缴的租子,还分了地主、富农家的大部分土地、牲畜和家产,受到了贫穷农民的欢迎。他们将可分大户人家多少地、有多少生产工具、有多少牲畜等,以及谁能参加分、怎样分,都作了计划和安排。有个别人来破坏会场,吵吵闹闹的,被及时制止,按计划抓阄儿进行了分配。夏占木家作为贫困人家,分了二亩三分地,还分到了汪仁和家一头老黄牛。
夏占木出于对牛的爱戴和好奇,邀着我特意将它牵给当过牲口经纪的渠继文大叔看。他左看看,右瞧瞧,掰开嘴,搬起腿,牵着走了一圈,说:“这头犍牛(摘除睾丸的牛),高有四尺,四腿粗壮,前胸脯宽有尺半,当年是头身强体壮的鲁西南黄牛。”
接着他轻轻地扶起牛头,掰着牛嘴,对我们说:“看牲口主要看‘几岁口’,就是臼齿的个数及吃草磨损情况。从‘六岁口’到‘八岁口’是牲口的旺盛期。这时牲口的臼齿发达,顶面凹洞深,咀嚼能力强。可惜这牛牙口老了,‘七方,八圆,九平坦。’七岁口时凹洞是方形的,八岁口时凹洞是圆形的,九岁口时没有洞了,平顶了。行话这叫‘平口了’,也称之为‘老口了’,牲口进入衰老期。你们看,这牛‘平口了’,是头老牛了。不过,使唤三两年没问题。”
我既佩服又感激地说:“大叔真内行,谢谢您老人家。”占木愣是没回过神来,眼神呆滞地看着牛。“占木!”大叔叫他一声,并劝他说: “牛是老了,总比没有好啊!”占木回过神来,怡然自得地说:“大爷说得对,没有共产党领导,我哪能分上这牛啊!”
夏占木牵着牛从会场回家,路上我陪伴着他。我说:“托八路军的福,你也算有地有牛啦!”“是呀,感谢共产党啊!唉,这牛个儿蛮大的,就是口老了!”我劝他说:“牛是老了,反正是抓阄儿得来的,咱就使着吧!”
占木家意外地得到了这头老黄牛,全家人自得其乐。他们像侍候老年人一样,精心喂养这老牛。虽然家里粮食不多,还是省出来些给老牛作饲料。铡草时一般都叫我帮忙,把草铡得均匀,并筛得干净。从春到秋,他都忙活着割些青草,掺和着喂,尽心尽力养好这头老牛。
三年后,当春2月,南风吹拂着大地,人们在匆匆地春耕。占木兄弟吆喝着老牛,慢腾腾地犁着地。快到晌午的时候,老牛突然前腿一跪,竟趴下了。占木使劲地牵着缰绳,大声吆喝,它就是站不起来。我老远看到此情景,快步来到跟前,说:“看样子今天不能再犁地了,卸套吧。”“好啊,哥。”给老牛卸了套,让它歇息好一会儿。占木再次牵起缰绳,大声吆喝着,我和其他人使劲地抬,老牛总算站起来了。
回家的路上,占木费力地牵着,老牛脚步蹒跚地跟着,走得特别慢。我怕老牛再趴下,赶快去拿撒粪的铁锨,跟了上去。好在离家不远,我们慢吞吞地走了回去。一连十几天,好料、好草地喂养老牛,但它却不怎么吃了。我们都很着急,牲口在庄稼人心中,如同一条人命啊!老牛渐渐地瘦下来,多次倒下站不起来,情况越来越糟了。一天刚喝完汤,占木来对我说:“哥,牛恐怕不行啦,你去看看吧!”我走到牛棚,端着油灯一看,老牛喘着粗气,身子半卧下来,眼睛似睁非睁的。我自言自语道:“看来牛是不行了,没法子啊!”。没有多大会儿,老牛慢慢躺下,显然是断气了。再看时,老牛的眼睛闭上了,大眼角还挂着两大滴黄黄的眼泪。
此时,夏占木两行伤心的泪水涌出眼眶,用右手食指使劲地擦着。我心中陡地泛出一股凄酸的感觉,鼻子酸酸 ,两只眼睛立刻被一层雾似的东西蒙住了。占木说:“三年来,这牛出力啦,真舍不得啊!”我劝他说:“牲畜如人一样,都要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都要经历这样的生命过程,无可奈何啊!”的确,这头老牛,曾经给他家带来了兴奋和福祉,如今也带来了不舍和痛苦。
继银叔是共产党员,参加了民兵组织,多次参加送军粮、抬担架等活动,支援配合八路军打仗,知道的事比我多。在劳作间隙或饭后茶余,我们就时不时地说起当时的战事、局势。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大汉奸刘本功当上了郓城伪县长。他率领一千多人的队伍,死心塌地投靠、效忠日本侵略者,到处安“钉子”(据点),推行“三光政策”,残酷地镇压郓城人民的抗日活动。扫荡时,伪军前面打头阵,后面竟有坏蛋跟着“拣漏”。鬼子进村后,杀人、放火、掠夺牲畜与财物,无恶不作,到处一片狼藉。他们走后,四散的人还没回来,就有坏人溜进村里,趁机打劫,盗抢财物。后来发觉此事,村里的民兵逮住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再没出现此事。
我们这里是游击区,老百姓称之为“拉锯区”。在1944年8月,由冀鲁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四个多团的兵力,打回来了。在郓城以北地区,拉开了约二百里的弧形战线,战役历时六天,相继拔掉肖垓、程屯日伪据点等三十七处,歼灭刘本功部二十七个中队,解放村镇六百余个,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增强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但在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军收编日伪军残余势力,郓城一千三百多人改组为国民党中央军。
那年麦收前,驻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有几千人,反动气焰十分器张。县委机关和县基干民兵大队、区队几百人,被国民党军和还乡团一千多人包围,经激战突围,干部战士牺牲二十多人。之后,在高楼、范庄等多地七次被围,突围中牺牲三十多人。还乡团匪首杨恒常在黄安村残杀县二区区委书记冯昌武,杨匪将冯昌武刺死,把头颅割下挂在树上。后来,群众立碑纪念冯昌武,并将黄安村曾改名为昌武镇。国民党军和还乡团罪大滔天,可恶可恨,我们也要小心啊!
果真如此,我们村地主家儿子汪善和,起初在刘本功手下混上了一个中队长,后来成了国民党军中的一个连长。他率领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兵,还跟着一帮还乡团匪兵,到处杀害区委、农会干部。他指挥怂恿下的还乡团,铡死区委领导干部,烧死农会主任等五人。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杀人成性,极其凶狠残忍。一位身怀六甲的农会妇女干部,被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将其绑在西村南面树上,开膛破肚,胎儿伴随着鲜血,流落下来。在许村,一位农会干部,被他手下的匪兵,在“不能让他好死!”叫嚣声中,用菜刀胡乱砍了十三刀。人们冒险救出这位干部,他被治愈后,脖子里疙瘩录秃,后得绰号“十三刀”“歪脖子”,这是戏称,也是美称。
这些匪兵来到我们村,将农会会长文兴国,五花大绑,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们这伙匪兵,将村民集中在汪家大院西边的场院。那些周围站岗的匪兵,吹胡子瞪眼地吓唬老百姓。匪兵头目吕教生开腔了:“大家静一静,汪连长带我们来看望大家。请汪连长讲话。”
“乡亲们,大家好啊!”汪善和装模作样,说起客套话,随后话题转了。“文兴国!”,他扭转头,问吕教生,“什么会长”,“农会会长”,“对了,农会会长。他当了农会会长,领着分我家的财产,今天我要清算清算。把文兴国带上来!”
不一会儿,四个匪兵押着文会长来了,一个小头目恶狠狠嚷到:“站好,站好!”
汪善和声音冷冷地说:“文兴国,为啥带头分我家的财产!”“共产党、八路军的法子好,我们穷人赞成。”
文会长此言一出,两个押解的匪兵,用枪托使劲地打他。那小头目狞恶地走到他面前,猛地举手,打了会长脸上两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一个嗜杀成性的恶魔,大声吼道:“杀死算啦,杀死算啦!”
汪善和见状,制止了他们的举动,并咬牙切齿地说:“一刀杀死,便宜他了。我要一刀一刀割他的肉,让他零星受罪,看他还领着分我们家的财产不!”
此时,村民们看见文会长的惨状,无比愤怒,暗暗流泪。农委会成员继银叔立马带头大声喝道:“不能再打啦!要闹出人命啦!”很快,我和占木等村民们都纷纷喊了起来:“不能杀人!不能打人!”并且越喊声音越大,大家怒火也越发地高涨起来。
吕教生拿着短枪朝上一举,嚷道:“大家不要喊啦,听汪连长讲话。”汪善和见群情激愤,不由地想,在众人面前把人打死了,显得不好啊,毕竟家在这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于是伸手摆了摆,说:“既然这样,限期三天,大家把分的财产还回来,把吃的粮食‘吐出来’!”他此言一出,吕教生便说道:“好啦,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各家按汪连长刚才所说的,把分的房屋、牲畜、农具还回来,把分的土地地契和粮食都交上来!”
此刻,村民们的心情很激动,要知道,土地对于他们来说,是比命还要重要的。此时想逼迫他们,把比命还要重要的东西交出去,自然没有一个人愿意。但是,见要出人命了,畏于他们的淫威,继银叔只好说:“要是放了文兴国,我们回去准备交。”我当即说道:“必须现在放!”汪善和质问渠继银:“你能担保他们交回来?”“我能!”“那好,只要大家能交回来,我就把他给放了!”汪善和应答着,并指令匪兵,把文兴国放了。还没等文会长走过来,他的家人和乡亲们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返回路上,夏占木眉毛拧着,头儿低着,脸色像黄昏一样阴沉,眼睛含着沉郁凄楚的神色。此时,我最清楚他在想什么:分的地直接给人家行了,可那老黄牛怎么办?还是我先说了话:“眉头锁着,光发愁不行啊,咱们得想办法。要不,赶明儿(明天)正好是东村大集,咱们买头牛顶替上,你看行吗?”“那好,只能这样了!”他无奈地说。占木兄弟和我赶紧凑集钱,怕不够又借了两家的。第二天,便到集上买了头黄牛,个头大小和模样,与汪家的差不多。
时限到了!无边愁云笼罩着场院的上空,飘荡着人们的寂寞,大家脸上仿佛蒙上了一层忧愁的面纱,三三两两地走来。我手拿着分的一套缰绳,肩扛着耕犁,占木一手拿着地契,一手牵着黄牛,来到场院。
汪管家接过占木递交的地契,看着这头黄牛,说:“这不是东家那头牛吧!”我随口解释说:“那头牛老死了,所以买了这牛交上。”
这话让汪善和听到了,他满脸怒气,瞪着眼,咬着牙,向前走了几步,恶狠狠地说:“金牛银牛俺不要,非要我们家的那头牛!”
我听到他那蛮横无理的屁话,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占木脸色铁青,浑身发颤,双手发抖,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强压怒火,忿忿不平地说:“人老了要死,牛老了不一样吗!不买头牛交上,怎么办啊?”
两个匪兵见我给汪善和讲理,气势汹汹跑来,朝我劈头盖脸地打,并叫嚣着:“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硬生生地连拽带推,把我驱逐出了场院。
我站在离场院不远处,看着那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人群。等了一会儿,看到占木牵着黄牛,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赶忙问:“还是不要牛?”“就是不要牛,非要钱。”“要多少?”“七百元。”“够买两头牛了。”“哥,怎么办啊?”“你先把这头牛卖了,看能卖多少钱。钱不够,咱们再想法子凑。”
东村是每逢一、四、六、九(阴历)赶集。这天是初二,还有两天时间才赶集。占木兄弟为筹钱事上火生气,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初三的晚上,村里一阵阵的狗叫声,还时不时地传出人吵闹哭叫的声音。夜半时分,占木家里的人都睡熟了,传出高一阵低一阵的鼾声。忽然,传来“咯噔、咯噔”的声音,有人撬他家的门,将他惊醒。他赶忙叫醒孩子他娘,说:“你听听,有人撬咱家的门,多半不是好人。别怕,看好孩子。”
他拿起铁锨,到大门后看个究竟。一个大刀片子,从门缝里伸进来,使劲地拨着门栓。因为门栓的一头,有一个插销,所以撬不开门。忽听有人说:“这家的门关得结实,撬不开。”
另一个人说:“那门上有插销。”好像是几个人嘀嘀咕咕商量:“干脆,把门卸了算了!”门下伸出几只手来,随着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门被抬起,立刻放下。
“呼啦”一声,冲进来一群匪兵,前面的三个拿着刀,后面的四个端着枪。忽有一个吆喝到:“你那牛呢?你那牛呢?”占木壮着胆子说道:“问我那牛干啥?”“要缴军粮一千斤,要么缴牲口。”“那不中!”“不中也得中!”争吵时,孩子他娘哭叫着出来了:“你们牵走牛,我们怎么办啊!”“俺不管”, 一个小头目横眉怒眼地说着,便命令那个大头兵:“去牵牛。”
在这异常静谧的子夜,吵吵闹闹、推推搡搡引发的声音,立刻飞扬出去,惊醒了街坊四邻。我和继银叔等,立马跑了过去,看到这群荷枪实弹的匪兵,仍然不依不饶的阵势,怕闹出大事来,只好劝说占木,先让他们将牛牵走算啦,别再拦啦!
这下,村里炸锅了!一大早,街上站着不少人,大家争先诉说着夜何黑价(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一位老妇人连哭带骂,用袖子把眼泪一擦,说:“这些龟孙,把我们家黄牛牵走了,都不得好死!”随即,又哼唧着哭起来。一位中年男人咬牙切齿地说:“这一群匪兵真不是东西,牵走我家的毛驴,犁地拉磨没牲口啦!”有的情绪激动,大发脾气,高一声低一声的,什么“万恶”“霸道”“该死”等喊声不断。有的恶狠狠地咒骂,骂得狗血喷头,什么“狗娘养的”“没腚眼的”“死他八辈”等,不绝于耳。继银叔在人群中摆摆手,高声地说:“刚才,福昌给我说了个法子,想去要回被抢去的九头牛、五头驴,还有三头骡子。大家先不要着急,都回去吧!”
继银叔赶忙找文兴国会长等人,确定去找“三兄弟”的老大渠敬富,他已升为县委书记兼县武工队政委。可是,当前敌情严重,检查严格,让谁去合适呢?此事真让人头疼!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继银叔眼前一亮,激动地说:“有了,让老三渠敬智去!”他平日里带领小伙伴们,在村头站岗放哨,发现坏人及时向大人报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赞同他去:他年龄小,不易被怀疑,容易通过检查站;他胆子大,做事耐心、细腻,能完成任务。继银叔受文会长之托,让我叫来老三敬智,说了大家研究的意见,嘱咐路上注意事项,详细交代了跟他哥说什么、怎么说,等等。
渠敬智睁着大大的眼睛,不住地点头称是,最后说:“二爷爷、福昌叔,你们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继银叔站起身,慈祥地一笑,将他揽在怀里,右手扶摸头,左手拍拍肩,满怀信心地说:“敬智有智慧,定能完成任务。期待着你的好消息!”我忧心忡忡,送敬智上路,又嘱咐再三……
过后看,我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渠敬智知道,国民党军和还乡团匪兵,已经盘踞黄河南岸,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避其锋芒,暂撤至黄河北革命根据地。他一到黄河大堤,就被岗楼内的匪兵叫住了:“你这小孩子,到哪里去?”“要饭的!”敬智上身穿着一件长上衣,下身穿着既短又烂的裤子,胳膊窝着两只鞋,赤着脚牙子,俨然就像一个小要饭的。那匪兵没精打采地搂着枪,看着他那样子,也就没当回事,任由他慢慢腾腾地走过去了。他们哪里知道,这个小要饭的,竟然是个干大事的人噢!
到黄河岸边一看,匪兵来回穿梭巡逻,认真细致检查过往人员。敬智不由地想:怎么过河啊?他灵机一动,索性找一个小泥坑,一屁股坐了进去,慢慢站起来,泥水顺着两条裤腿滴滴答答地流着,走向检查站。
“站住!干什么的?”那匪兵歪斜着背枪,使劲地叫嚣。“要饭的。到河里洗洗裤子。”敬智不紧不慢地回答。两个兵搜他的身后,嫌直流脏水,让赶紧走开。他径直走到河边,脱下上衣,包住鞋子,左手拿着托在头顶上,迈着轻轻的脚步,蹚进黄河水里。正是枯水期,最深处也就是到大人的腰部。敬智洗了一阵,瞅瞅远处来了几个人,检查站匪兵们正忙活他们,赶紧游了一段,很快渡过了黄河。
他拿下头顶的衣物,走到小土堤处,放下衣物随即坐下,摸出衣袋里的窝窝头,大口吃下去了。又找到一个凹坑,捧起沉淀的水,美美地喝了一阵子,便上路了。他走到日头偏西,肚子饿了,打听到哥哥那里还有十多里呢!便到村子里要饭,要了个半窝窝头,一碗菜汤子,充饥后继续走。等走到哥哥他们驻的村子,天都快黑了。那站岗放哨的叔叔盘问后,便让一位大他三两岁的小同志,送他去见哥哥。哥弟相见,紧紧拥抱在一起。送他的小同志离开后,哥哥便问了来的原由。哥哥说:“三弟,我们一定要把被抢去的牲口要回来,为父老乡亲分忧解愁。具体怎么办,我们要开会研究。”“中啊,哥!”
当晚,县委的同志和县大队领导开了会,研究了行动方案,并连夜派了两位侦察员,先去摸清情况。夜里,哥哥写了个布条,缝在鞋帮里面。第二天一早,哥哥让弟弟穿好鞋子,特别嘱咐了布条的事。
那鞋子是他娘做的,厚厚的底子,深深的帮子,穿起来很舒服。我们这里有个习惯,穿布鞋是不洗刷的,一穿到“终身”。其实那鞋也不能洗刷,见水就软且变形,水泡后就不抗穿了。
渠敬智记住了返回的路,走得快多了。天地儿刚偏西,他已经过了黄河,顿时琢磨着:这鞋是穿着,是拿着,还是放在胳肢窝里夹着?最后定下来:穿着!那双湿漉漉的脚,伸进了又脏又臭的鞋。过检查站时,还没等敬智将鞋全都脱下来,那兵就捂着鼻子叫起来:“你这鞋臭气熏天,快穿上!”顺利地通过检查站,敬智心里别提多高兴啦!他几乎跑起来,进村时看见我,老远都喊:“叔、叔,我回来啦!”俺高兴得不得了,领着他去找继银叔。
敬智见到继银叔,立马脱掉鞋,食指、中指伸进鞋帮里,撕下那布条,递给了继银叔。他表情凝重,急忙打开一看:阴历二十五晚上七点行动,等待接收牲口。瞬间,他眉开眼笑,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随后,微笑绽放在我们脸上。后来,村农委会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沟通,多次由渠敬智来回送情报,互通信息,文会长夸奖他说:“来回百十里,奔波很辛苦,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真是个智慧小信使,孤胆小英雄啊!”
行动的那天傍黑,没有月明地儿(月亮),天色暗下来。县大队的战士们,在紧靠据点的棒子(玉米)地里隐藏下来。李大队长和两个化了装的战士,大摇大摆走进据点。
“干什么的?”敌人的哨兵拉动枪栓,大声喝道。“送钱来赎牛的,找汪连长!”大队长赶忙答道。
“为什么这时候来?”“白天不方便嘛!你看,这里有通行证。”那小子真的过来看通行证,被李大队长用枪顶住了胸口。另一位还没反应过来,便成了战士手下的俘虏,被捆了起来。隐藏的战士们猛虎一般,冲了出来,张班长带着他们班,直奔据点牛栏,其余大部分队员,有的火力掩护,有的准备接应。他们班先将两个看管牲口的匪兵拿下,上来塞住嘴,捆绑结实了。然后让养牲口的老乡,牵一头黄牛在前,大家连牵带赶,牲口拥出栏。
还没走出多远,被敌人发现,“嗒、嗒、嗒”枪声响起来,队员们枪声大作,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接应的同志跑向前,与张班长他们,一道引导牲口群走远。“咚”,一颗信号弹升空,显示任务顺利完成,可以掩护撤退了。
当天夜里,三睦村的空气,像开水壶里地热气一样地紧张。特别是被抢走牲口的人家,心里焦急和不安,如壶内沸腾旋转的气泡。“哥,你说能把牲口夺回来吗?”占木兄弟时不时地问我。“没问题,你放心好了!”“他们能祸害牲口吗?”“这可说不定。”大家急得心里火烧火燎,像有十只猫爪在抓心,恨不得一下子牵到自家的牲口。开始有的要跟部队前往去要牲口,有的要大老远去迎接。我和继银叔忙解释:“老大敬富交代,让在家里等着,千万不要前往。动刀动枪的,伤着人就不好了!”大家还是听劝的,有的长嘘一口气,仿佛把涌到喉咙眼儿的一颗心又放回胸膛里去了,安身又安心地等待着。
漫漫的夜,静静地等。忽听见悠远的、散漫的、忽高忽低的,“加、喔……”吆喝牲口的声音,大家顿时激动得心潮澎湃,脉搏都跟着亢奋起来。“回来啦、回来啦!”一个个兴奋得难以自控,流出喜悦的泪花,激动地前往迎接。大家和张班长他们相拥在一起,说呀、笑呀、亲呀,都难以抑制住激动之情。占木兄弟兴奋得眼里放光,脸上带笑,嘴上滔滔不绝地说:“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好啊!要不我这黄牛没啦!”福旺嫂子,牵着她家那头骡子,扑通给张班长跪下啦,嘴里说着一些感恩戴德的话。张班长拉起她,说:“咱们是一家人,就不要客气啦!”
大家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难舍难离地送走了县大队张班长他们。一个个难以掩饰心中的高兴,说在嘴上,笑在脸上,彰显了夙愿已偿的欢悦。占木兄弟回家后,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快意之中,高兴得老是睡不着觉。其实,他又喜又惊。天一亮,他就来问我:“哥,那些匪兵还来吗?”“噢,这……”俺低下头来,无言以对,想起了那时流行的歌谣:“怕中央(指国民党军),恨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杀人抓丁抢粮食,剩下一片树茬子;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有活路,减租减息分土地,增产增效福生计。”(待续 第四章 一亩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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