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日斤

编辑/日斤

引言

人民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于1960年在莫斯科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成立，是冷战期间国际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企业，也是苏联国际主义的旗舰。

它旨在教育对苏联友好的知识分子，并培养苏联与第三世界的联盟。本文回顾了这所学校的历史，这所学校经常因其第三世界的概念、招生和培训政策而受到批评。

它回顾了被遗忘的法国为不发达国家创建大学的倡议，将卢蒙巴大学置于全球冷战中，并将其与苏联主流学校进行比较。创建后不久，卢蒙巴大学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偏离了最初的教育理念。

因此，证明特殊大学存在的论据消失了。

论点：浅析莫斯科卢蒙巴大学中，苏联-第三世界联盟的高等教育的研究意义。

面向欠发达国家的法国国际大学，教育的发展如何进行

在达喀尔和阿比让举行的“非洲国家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会议是一次重大活动。

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会议前夕在达喀尔联邦议会的讲话也是如此，当时他接受了马里联邦——塞内加尔和马里之间的短暂联盟——可以获得“国际主权”。这是旧帝国的丧钟。

在这种情况下，马里联邦副主席马马杜·迪亚在新成立的达喀尔大学向200名与会者发表了题为“发展的奥秘”的简短讲话，并敦促他们找到满足非洲国家愿望的答案。

教育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科特迪瓦总理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强调，“关于未来的根本问题首先是教育的发展。

在由塞内加尔-法国著名议员加布里埃尔·达布西耶主持的激烈辩论中，巴黎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亨利·劳吉尔和经济学家乔治·费舍尔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议程。他们认为，传统的法国教育对非洲是“有害的”。

相反，非洲需要“加速培训中心”和“引入冲击教学法”。他们援引苏联提高生产力的独特方法，得出结论，目标是达到更高的“斯达汉诺夫式”[教育]活动速度。

这些想法以快速而真正的斯达汉诺夫式的速度阐述，于1960年初在《世界》杂志第一期的开篇文章中公布，标题为“为不发达国家服务的国际大学”。

Fischer和Laugier认为，非洲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科学和技术专家，能够尽快承担起对国家命运的责任”。他们确信他们的大学是正确的解决方案，但他们还是面临着非洲精英的反应。

劳吉尔和费舍尔遗憾而失望地指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愤慨地拒绝每一个可能适合他们情况的特殊培训机构;所有这些培训都被斥为低质量的教育，量身定制的培训，并被认为是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旧关系的不可容忍的回忆。

卢蒙巴大学的选择与决策：前提，目标和政策

在非殖民化和第三世界出现的背景下，UDN的基础是建立在若干乐观的假设之上的。苏联领导层认为“东方的觉醒”实现了列宁的预言，认为苏联与第三世界的联盟迫在眉睫。

促进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张反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旨在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并加速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步伐。

进一步的假设是，苏联凭借其在落后的沙皇帝国“现代化”方面的经验，可以作为典范并将其知识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据进一步推测，后者将承认莫斯科的权威，并以感激之情回应团结。

基于这些假设，苏共开始了新的第三世界文化政策，UDN构成了其中的旗舰。在象征层面上，莫斯科以民族主义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名字命名UDN，大肆宣扬它正在接受由非共产主义行为者领导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信息。

类似的政治象征意义在短命的中国劳动者大学（1925-30）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该大学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创建，以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孙中山的名字命名。

当时，主要招收国民党党员的中山大学，是企图实现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战术联盟的尝试。

然而，卢蒙巴大学与孙中山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37）截然不同，后者都是干部和革命者的政治学校，因为它是一所学术机构。

因此，它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医生、工程师、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正如乌弗埃-博瓦尼在阿比让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确保所有国家机制的管理”。

对卢蒙巴大学的反应有何研究意义

对苏联招募和灌输思想的做法的反应，以及学生对种族歧视的谴责和对他们在苏联恶劣生活条件的批评，甚至在UDN打开大门之前就开始了。

特别是，对幻想破灭的非洲人的描述，莫斯科国立大学（MGU）的前学生，以多种语言出现，并在西方宣传中被用来警告非洲人，莫斯科不应被视为他们的麦加。

在反共的背景下，UDN的成立及其接纳和培训政策使这些说法更加可信，并增加了国际怀疑。

总理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内阁办公室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警告英联邦所有成员国不要考虑苏联的意图，并强调“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的亲校长”是“克格勃将军”。

在大多数冷战战争中，非洲人都很突出。

1961年，一名被UDN开除的尼日利亚人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份虚构的证词，声称苏联人训练学生游击战术，以帮助发动共产主义革命。

阿普尔顿于1965年在西德出版的《莫斯科友谊大学：学生陷阱》要诚实得多，但仍然明确地证实了UDN的令人反感的意图。

在非洲土地上也进行了宣传战，例如1961年22月七名索马里学生被苏联开除后。苏联驻摩加迪沙大使格奥尔基·福明写道：“西方人继续利用被MGU开除的七名索马里学生在索马里共和国内外传播反苏宣传。

特别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传单，题为“共产党人说……非洲人回答：关于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的十条真理“在摩加迪沙广泛传播。

UDN学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政变影响

除非发生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政变，否则由国家委员会选出的毕业生群体在学位获得承认方面不会遇到困难。

然而，这些条件并不总是适用于反对党派往苏联的学生群体。特别是，在第二组中占相当一部分的UDN毕业生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

因此，在几种情况下，UDN毕业生构成了第三类或“三等”毕业生。在基辅或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通常比参加卢蒙巴的同志幸运得多。这种等级制度在阿拉伯国家更为明确。

在伊拉克，亲苏的卡西姆政府于1962年决定“承认除人民友谊大学帕特里斯·卢蒙巴以外的所有苏联教育机构的文凭”。

然而，当卡西姆于1963年1月被复兴党赶下台时，在苏联学习的266，1968名伊拉克人中的大多数拒绝宣誓效忠复兴党，成为该政权的目标。

UDN的学生在更长时间内一直是目标。即使苏伊关系有所改善，巴格达大学的一位教授于被派往苏联询问伊拉克人的研究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他苏联高等教育机构相比，UDN的学术水平”要低得多”。

一年后，十四名UDN的伊拉克毕业生致信校长谢尔盖·鲁缅采夫（Sergei Rumiantsev），敦促他和苏联政府向伊拉克方面施压，要求承认UDN学位。

叙利亚是1967年后向苏联输出学生的最大第三世界国家，于1968年与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承认苏联学位。

但是，该协议不适用于UDN。据叙利亚教育部的一名官员说，他本人是MGU的毕业生，原因是UDN在叙利亚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招募学生。

对卢蒙巴大学的改革、鼎盛时期和消亡的研究

在学位问题迫在眉睫之前，诸如纪律不严、预科学习时间长、辍学率等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早在1960年代，就采取措施提高标准并改善大学在国外的形象。在国内方面，到六十年代末，苏联学生与外国学生的比例从1：10增加到近1：3.5，旨在帮助外国人学习俄语，简化他们的融合，提高学术水平。

另一项纠正措施是大幅度减少未完成中等教育的入学人数比例，从开始时的26%降至12/8学年的1962.63%，2/1966学年仅为67%，这反过来又使预科教师的学习时间从1964年开始从三年减少到两年。

然而，即使在1966/67年，尽管持有中等教育证书，但仍有四分之一的新生参加了两年制预科课程。

但最大和最具争议的改革包括在十年内将专业从最初的三十二个大幅减少到十三个。这项改革在1963/64年和1970/71年分两波实施，旨在消除所有被认为与第三世界国家不太相关的专业，并专注于那些培养“更广泛背景的专家”的专业。

尽管生物学教授们强烈反对，他们提倡他们的学科的相关性，正如学生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所证明的那样，生物学被淘汰了，分析化学，石油和天然气井的开发以及工业规划也是如此。

在历史和语言学系，改革扫除了考古学、民族志、语言学和新闻学，只保留历史和俄罗斯语言文学。

当然，专业较少并不一定意味着开发与主流学院不同的课程。正如消除生物学所表明的那样，消除专业化的标准不仅是其无关紧要。

从本质上讲，改革是对UDN雄心壮志的务实调整，以符合其资源和学生群体的性质，以及通过大学理事会认为有意义和可行的学习计划来塑造其学术身份的努力。

这些新方案一直有效到1990年。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1980年重新引入新闻学，以响应第三世界对新的国际信息秩序的追求，这成为历史和语言学学院最受欢迎的专业。

结论

卢蒙巴可能是唯一一个被这么多外交照会攻击的学术机构，因其第三世界概念而受到谴责，被反对者谴责为间谍学校，或者被支持者誉为团结的象征。

一个普遍的混淆是把它描绘成共产国际培养干部和革命者的学校的继承者。面对这些刻板印象，本文试图将UDN置于非殖民化和冷战交汇处的知识和政治背景下。

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确实是其创建背后的原因，因为它们是Laugier和Fischer设想的欠发达国家大学的背后，也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教育援助的背后。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为应对第三世界的出现而制定的国际教育政策就是为了最好地服务于这些目标。

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教育处于冷战战场上文化与发展政策的战略交汇点。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国际主义是常态。

所有苏联教育计划都反映了这些趋势以及莫斯科对建立苏联-第三世界联盟的教育的重视。

卢蒙巴大学旨在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领先国家的优越性，并将苏联的朋友推向精英。预计它作为教育机构和文化政策企业都将带来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