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盔在工地干什么的工资,红头盔在工地干什么的.

1975年兵团移交地方农垦，原各地来的知青陆续通过多种渠道返城，这其中以天津、兰州、西安、青岛、济南、淄博等地为主。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整个过程之艰辛，可以用希望、失望、绝望、沮丧等词来形容，其中的故事多多，且充满酸甜苦辣。要说起来就像滔滔黄河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整个返城大军中，最艰难的要数西安知青，军垦十年回去了一度连工龄都不承认，所谓“革命工作白干了”。他们经过无数次上访最终才得以圆满解决。

当年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但大同小异，兵团十年，战友大都没有什么技术，要说技术就是修理地球。回到城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者门槛低不太需要技能的工作，这部分战友居多。当然也有通过考上大学或者经商改变命运的，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后来又遭遇过下岗，那滋味就不用再提了。

二团十二连（蘑菇滩农场）天津知青杨乃平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通过了解他的返津经历，可“窥一斑而知全貌”。

他是1984年36岁时以“病退”的名义回到天津的，由于超龄一岁，不符合天津市劳动局规定的35岁以下的招工条件。虽经百般努力却毫无结果。

他想通过市劳动局找一个正式工作，多次上访却品尝了接待人员的一次次“屈辱”之后，绝望之余，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两个儿子的学费不得已去干个体户。

他去甘肃时年仅17岁，刚离开学校大门所以只认识家到学校和几个亲戚家，因此不得不拿着天津市地图去寻找批发站。

那时由于路不熟，人不熟，“门路”更不熟，往往一个不起眼的事就能被难住。

比如取烟时批发站的人会把他的钱扔出来，沉着脸说：“去，换钱去！象你这样一元两元的票子如果收了，到不了天黑抽屉就装不下了。”

可是到了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又说：“你看我们坐在这聊天没事，我给你换的零钞越多出差错的概率就越大。一旦出了差错会扣我的工资，还是不给你换为好。”等他费了好大劲换好了钱，批发站好卖的烟也没有了。

那时的个体户可不像现在，现在是“零售者为王。”现在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把东西送来。而且你让他码放在哪儿他就码放在哪儿，比孙子还听话。

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各种商品还是在批发站的掌控之中，批发站的工作人员就是“爷”，得好好供着他们。不然，你只能看着把好卖的东西批发给别人或故意刁难你。

如他起初想进“山海关”牌汽水卖，因为没有熟人想进货根本门也没有。只能卖西郊凌庄子生产的“华凌”和青县的杂牌汽水。他的摊位上没有正牌汽水，只有口渴难耐的人才会光顾。由于卖的慢，因此冰镇的时间就长，炎炎夏日里，杂牌子的冰镇汽水慢慢的竟打开了一片天地，有时一天卖出四十多箱。利润比一个月临时工工资都多，可也把人累惨了。

因为青县汽水箱不规范，是木头框子钉的，35瓶一箱，累的腰都直不起。因为长期在冰水中给以后的风湿骨病埋下了隐患。

1986年冬天一场暴风雪过后，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啸着刮得房顶上的瓦扑棱扑棱直响。爱人和他说：“那些老头老婆们今天肯定出不了摊，咱们干脆带上搭配来卖不出去的烟去卖吧，要不然咱们不是赚的钱，而是赚到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烟。

他和妻子在半尺厚的雪中连推带拉的艰难的把三轮车弄到摊位上。生意倒是不错，可是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上班高峰点过后他俩冻得手都没法找零钱了，不得不回家。回屋不一会儿他就觉得颧骨挨着眼镜框的地方火辣辣的疼。照镜子一看，好像是两个掰开的乒乓球分别扣在两边颧骨上。

从那年开始，每年冬天脸上连脓带水的就没干净过。已经十几年没干个体至今左手食指仍然在反复不停的脱皮，肉是硬硬的，就是那次严重冻伤留下的根。

一年秋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不知什么时候快速上来一片乌云，狂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的砸下来。旁边摊位上的老两口的三轮车一下就刮翻了，钱箱也扣地上，刮的钞票满天飞。杨乃平在旁边看见也干着急。

因为那人站在杨乃平的三轮前双手紧紧的抓住棚顶，怕被刮翻，任凭暴雨瓢泼一样浇在后背上，不一会儿，杨乃平的脸色冻的发紫全身抖动，嘴里不由自主的发出了啊…啊…的声音。冷得控制不住，尿也顺着裤腿流了下来。

车倒是没刮翻，东西却都淋湿了。没多长时间雨过天晴，等把东西收拾好准备回家时，衣服又晒得差不多干了。

没办法，为了生存，为了两个儿子的学费，为了给自己挣养老钱，受苦、受累、受罪真的无所谓。

他在甘肃待了19年，记得冰天雪地浇冬水，跳进寒冷的水中用身体挡水，让人们把土填在后背上，等水口堵上再叫人们把大家一个个从泥土中拉出来的事儿，哪个战友没干过。面对眼前的苦和累真的像有首歌唱的叫“无所谓”。

雨过了，天晴了，大家心情应该好起来了吧。不幸的是那群自诩为“八国联军”的联合执法队就该出来了。本来最早正牌的联合执法队是由工商、税务、卫生防疫、环卫、市容、交通队和分局治安科组成的。他们驱逐的是无照，无证摊贩。无意中为杨乃平有执照者清除了大量的竞争对手。

可是，仅一两次真正的“联合执法”以后。环卫局和交通队各自组织了单独的“执法队”。当时电视、报纸上曾有报道说西安火车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比造原子弹的挣得多的报道后，他们开始向个体户进行“报复性”罚没东西。上午你来了，下午他来了。就连街道里退休的老大爷正如相声大师马季说的也带着各色各样的“箍”来罚钱来了。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令人叫苦不迭。这时的个体户事后就像一个取不完拿不尽的“聚宝盆”，其实真的是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令其终生难忘的是1989年9月18日那天，他们受尖山街，交通六中队，联合执法队共同管理，三家分市场管理费的原96路终点站因改建而停工待料，用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里合法经营时，忽然来了几汽车戴白头盔，身穿白警服，腰扎白武装带的一群人，只把烟摊团团围住，后面有人用扩音器大声碱：“不管大摊小摊，每个摊拿四条烟。”你想他们能拿次烟吗？四条好烟，等于他们多天白干。

这时有一个看热闹的人大声喊：“你们记住了，今天是9月18号。九一八又来了。”也是的，这帮混蛋怎么单选“九一八”这个日子呢！在合法市场强拿，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第二天早上，市场上凡是木案子都被砸个稀巴烂；凡是铁案子都被剪断了锁链子卖给了废品站。车站看夜的老乡说是“白大壳帽”砸的。还好，几天后他蹬三轮去取货时恰巧发现他的铁案板被人搬到大门口准备切割时被他“偷”了回来。不算偷，只是拿回了自己的铁案子。他曾在兵团有过拾金不昧的记录。那是在1972年底修安西干渠时，他在安西县城外公路上捡了一箱上海产“飞马牌”高级香烟，交到安西县商业局。商业局长率全体科以上干部向他表示感谢。他们敲锣打鼓的把感谢信误送到六团（小宛）工地，是六团战友把这件事登在《人民军垦》上，受到兵团首长的高度评价。

一次一个戴兰壳帽的执法队员，指着柏油路上由大型“装载机”铲运时留下的一排巨型齿痕，硬说是他的三轮车在这里摆摊时轧出来的，要罚他钱。

面对这现代版的“指鹿为马”，也只能交罚款，只能无奈的向他们投之以轻蔑的苦笑。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本来就没医保，没退休费的他们整日被山一样的生存压力压的透不过气来，最怕有病。

1998年3月给二儿子买了辆出租车，4月份他就进了医院，切去两个肺叶。年底又连续娶了两房儿媳，把十几年的积蓄基本花光。

正准备来年大干一场时，爱人刘淑英被庸医医坏了腿。痛得不能躺，在床上坐了七个月。脚走不了路，手连牙膏都挤不出来，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这下生意干不了了，没了收入急得杨乃平东奔西跑，到处找医院四处求医问药。从那时开始，无论是经济上，精神上都陷入了低谷，一步步被逼入绝境。

一天晚上临睡前爱人对他说：“咱们不做生意了没有收入，你整天还为我花，一天到晚花钱看病，钱花完了怎么办？”他无奈地回了一句话：“那咱们只有堵烟筒眼。”（自杀的意思）

她迟疑地问什么叫堵烟筒眼？杨乃平说，难道你不明白吗？她思索了一下好像明白了什么，翻过身再也不说话了。

一天半夜，她惊恐地将杨乃平推醒，问是否真的堵了烟筒眼。他答咱们的钱还没花完，没堵。她说她心里十分不好受，总是担心他堵了烟筒眼。

当时两人没正式工作，没医保，没退休费而偏有不可治愈的疾病，他们觉得堵烟筒眼悄悄的一同离去，对于半生同甘共苦的夫妻是唯一的最佳选择。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就这样杨乃平和妻子携手相伴，同甘共苦度过了15年的个体户生涯，15年的酸咸苦辣，其中唯缺少一个“甜”字。

“苦尽甜来”的是2001年，天津市政府颁布了给回城无业知青实行工龄链接时才真正体会到的。

当战友邢三刚的四川媳妇陈明亮来他家告诉他们这一好消息时，虽然声音不大，但却象阴云密布的低空响了一个炸雷，驱散了浓浓的阴霾，一下就见到了阳光，看到了光明。

当他在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相关工龄链接的手续后，彻底终结了由于担心没有退休金、没医保即便口袋装有八万八却饿着肚子也舍不得花的揪心时代。

他们当即买了一个独单，天津说的独单就是相当于一室一厅一卫，从此他俩彻底告别了自己盖的阴暗潮湿的南平房，爱人的风湿骨病也一年年开始好转起来。人生本无一帆风顺，但也不可能一生都走背运，苦尽甘来，需要的就是坚持。

接下来自然他们也就享受晚年儿孙绕膝的退休生活。再无需赘述了。